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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界咨询联合创始人黄靖教授受邀参加“博格多福圆桌会议”闭门研讨会
    2023-05-10

    2023年3月17日-18日,临界咨询联合创始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所长黄靖教授受邀前往德国柏林参加博格多福圆桌会议(Bergedorf Round Table),并发表主旨讲话


    本次会议的议题是:“重塑德国模式?德国在当今世界去全球化和紧张的地缘政治中的作用”(Reinventing German Model? Germany’s Role in a World of Deglobalization and Geopolitical Tension)。除黄靖教授外,其余受邀参加的36位嘉宾均为德国、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政要和专家。


    圆桌会分为四节进行:

    一、注定成功或失败?德国经济模式的现状;

    二、去全球化、再全球化、缓全球化——或以上皆不存在?全球经济的未来;

    三、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可靠性与坚韧性;

    四、依旧如故的经济交往?重塑与中国的纽带。


    黄靖教授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学者,在会议中受到了格外关注。尽管被指定在第四节做主旨发言,但在每一节的讨论与辩论中都积极参与或被邀请作评论和发言。


    黄靖教授的发言和评论中主要表达了以下观点


    第一,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不断融入世界经济。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旋律。最近召开的二十大和两会进一步加强和细化了这一主旋律。当下的中国领导集体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明确了“发展是首要任务”,改革开放是要“始终坚持的大方向”。只有持续发展,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大战略,奉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建立在多边机制之上的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和“开放与发展”相辅相成的,是一个战略整体。


    第二,地缘政治和“安全威胁”阻碍经济发交流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治界仍然以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心态看待世界,将中国的正当发展视为对美国——其实是美国霸权—— 的“最严峻的挑战”(the most consequential challenge),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进而在“竞争”的旗号下采取了一系列的阻遏中国发展的政策,人为地将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与经济交流捆绑在一起,为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提供了政治借口(political justification)。但事实上,所谓脱钩或去全球化是一厢情愿的。经济全球化和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并非由任何政治政策或战略所导致,而是市场经济对资源的最佳配置、对生产的最高效率、对利润的最大化的不懈追求的结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是德国的立国之本,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立国之本。用政治手段和政治力量推动脱钩和“去全球化”,最终必将反噬自己。


    第三,所谓要摆脱或避免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的“依赖”,不论思维还是实践都是错误的。所谓经济“依赖”并非任何战略或政策的结果,而是由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而达成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依赖从来都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比如德国经济依赖于俄罗斯稳定而廉价的能源供给,反过来俄罗斯的经济也依赖德国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稳定需求。仅仅强调单方依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负效应的。因为在摆脱所谓依赖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在对外政策和对外交往中能够有效影响对方的手段(leverage)和工具(instrument)。如果为了避免对一个经济体的依赖而拒绝进行经济交流甚至脱钩,其结果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对德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第四,更深层次上说,将地缘政治/安全与经济交流/贸易挂钩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观歧视。我们的世界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各国家、民族和经济体之间有差异是常态,各文明及其治理制度之间的差异也是常态。以为自己的文明以及支撑此文明的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甚至是“普世”的,并坚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判定其他价值观及其文明的结果,只能是对抗甚至是冲突。然而,由于世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化,地球村的居民已经难以逆转地紧密相连。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互相交流与合作,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我们必须接受并且需要不断优化的现实。脱钩和逆全球化实际上一种逆潮流化的行为,非但难以实现而且极其危险。


    第五,标榜自由、平等、开放的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奉行单边主义,推动对抗,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的积极推动和实践者;而被标签为“威权国家”的中国,却成为平等、开放和合作的旗手。中国积极欢迎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到中国投资生产与发展,通过合作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这一点已被中国各项政策所证明,也被舒尔茨总理以及随同他一起访问中国的德国工商界领袖所领会。

    第六,中国的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和平发展的政策已经使得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经济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世纪初,在中国与东盟签订10+1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美国与加拿大也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时至今日,在整个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大中国经济圈”(Grant China economic orbit)。而在这一地区,两个经济贸易协议(RECP以及CPTPP)的根本目的,都旨在进一步促进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中国是前者的主导者,并积极申请加入后者(非常反讽的是,美国明确拒绝加入CPTPP)。而NAFTA迄今为止并未将北美经济有效地联系起来,美国依然一枝独大。前往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尤其是德国企业,应该深刻领会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每当向中国投资一百元,就同时有向中国周边地区——尤其是东盟各国——投资75元的机遇。毕竟,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最大规模的市场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而在于在整个亚太地区已经形成了“中国辐射圈”模式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中国完备并不断优化的外向型工业体系,不但为这个辐射圈提供了扎实的保证,同时也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正和博弈”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在经济上避免依赖中国的思想是狭隘的、非理性的,其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此路不通”。

    所谓的技术上的落后和差距,只是一种量的差异(Difference in degree),绝非质的差异(Difference in kind),毕竟人类的智慧和才能都是共同的,没有高低之分。在历史上,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曾对美国、德国进行全面的技术和产业封锁,但没能阻止美国和德国成为工业发展中的后起之秀甚至是主导者。当年美国和德国在层层封锁中所取得的成就,中国也能做到,甚至做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封锁不能确保优势,只能带来落后;开放、公平竞争和创新才是保持优势的唯一道路


    博格多福圆桌会议

    博格多福圆桌会议(https://koerber-stiftung.de/en/projects/bergedorf-round-table/ )是德国著名库博基金会(Korber Stiftung)的旗舰项目,自1961年开始,已经举办了181届圆桌会议。博格多福圆桌会议旨在聚集著名的国际政要和专家在小范围内对事关德国和欧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密切讨论和交流,进而对德国和欧盟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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